佐藤浩一 文 李寅生 译│论《杜诗详注》中的论世知人——关于浙东鄞县文化磁场的考察精读
佐藤浩一，日本东海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副教授
仇兆鳌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完成了《杜诗详注》（以下简称《详注》）的抄本。当时仇兆鳌在他所呈的《进书表》中，把原来对皇帝说话的语气做了完全的修改，表现了对皇帝的恭敬之意。本文以仇兆鳌这条进呈为契机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仇兆鳌生长的鄞县是明末清初抗清的重镇，他的鄞县故交包括了许多拒绝仕清的反清志士。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仇兆鳌，为什么要进呈《详注》？这其中有许多的研究资料可以挖掘，为什么要执笔编写《详注》的问题便也显现了出来。下面就仇兆鳌进呈《详注》的深层含义和执笔意图及所言及的“论世知人”等问题进行考察。
仇兆鳌为什么要向康熙帝进呈《详注》呢？其《详注》首卷的《进书表》有曰：
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，奏为恭进《杜诗详注》事：本年孟夏之月，伏蒙皇上传谕，翰林诸臣所著诗古文章，抄录呈进，以备御览。臣伏思俚语芜词，本无文理，不足以仰渎尊严，谨录三载以来所著《杜诗详注》二十五册，须呈进者。……蒙谕献文，只惭末学。伏惟少陵诗集，实堪论世知人，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，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，可以见天宝、开元盛而忽衰之故，可以见乾元、大历乱而复治之机。……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上表。（中华书局排印本）
康熙三十二年，仇兆鳌于冬天将《详注》进呈给康熙帝。谕曰：
谕大学士等。翰林官以文章为职业，今人好讲理学者，辄谓文章非关急务。宋之周程张朱，其言如是，其行亦如是。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顾，朕必嘉之，即天下万世亦皆心服之矣。传谕翰林官知之。（《清实录》卷二五九）
仇兆鳌自康熙二十四年（48岁）进士及第以来，供职于翰林院，上面的谕旨下达时他正任翰林院编修之职（56岁）。谕旨要求翰林院编修们的文章要具有大众化的意识。这道谕旨表明了皇帝对好讲理学者的强烈不满，仇兆鳌也因此中止了他要想编撰其它典籍之事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鄞县仇氏一族是奉理学为家学的书香之家。如据仇兆鳌自订的年谱来看，他父亲名遵道，是一位理学修养很深的人。就仇兆鳌自身而言，他深受程朱语类的熏陶，对理学思想也极为诚服。
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，《详注》进呈的背景是与康熙帝的谕旨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从本质上来看，第一，是对乡里的抗清思想环境有无愧疚的问题。仇兆鳌虽然恭敬地向康熙帝进呈了自己的著作，但对具有反清情绪的鄞县有关人员而言，在后来是持无所谓的态度吗？如果是他又是如何保持精神上的纯洁性呢？第二，是关于执笔的契机问题。按照上面引文，《详注》在进呈之前便已经完成了，而不是在康熙帝诣旨颁布之初才开始执笔的。那么为什么要编辑《详注》呢？解释这些问题，本文是以“论世知人”（知人论世）作为突破点的。按历来旧说的观点，言及“论世知人”的问题，即使是充分的注意，其中也不免保留着一种遗憾。
位于浙东的鄞县，是明末清初抗清最为坚决的地方。生于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的仇兆鳌，在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中幼小的心灵已对此类的事情有所体验。在进呈《详注》的康熙三十二年，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半个世纪，反抗之火大都已被镇压了下去。例如，康熙十八年进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，便是对明朝遗民实行的怀柔政策。在清顺治三年进行的进士科考试中，就已有了鄞县籍的及第者。在其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科考试中，每次都有数名鄞县籍的考生考中。仇兆鳌本人于康熙二十四年考中了进士，也就是说，从这时起他中止了明朝遗民的身份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仇兆鳌遵从皇帝的谕旨，应该说是当然的道义上的行为。即使是作为清朝臣子的立场，与仇兆鳌缘份不浅的鄞县相关人员，他们不仕清朝的立场贯穿了一生，选择与他们生活方式不同的仇兆鳌，便有了更为值得考察的价值。
仇兆鳌特别尊敬的鄞县人员是王嗣奭、黄宗羲、万斯同三人。王嗣奭（1566—1648），前辈。《详注》中不仅提到了他的名字，而且也多次详细引用了许多前辈的注释。如引证黄鹤（引用884次）、朱鹤龄（引用751次）、黄生（引用367次）的情况便是如此。在这些前辈的注释中，仇兆鳌参考最多，并认为注释杜甫诗集最优秀的书籍当属王嗣奭的《杜臆》了。在《详注》“凡例”的“历代注杜”中，仇兆鳌评论道：“其最有发明者，莫如王嗣奭之《杜臆》。”实际上，引用《杜臆》达到了1075处，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黄鹤。王嗣奭是仇兆鳌七十年前的同乡前辈。在清兵南下时，他拒绝留发辫，成为了最后的明朝遗民。仇兆鳌多从王嗣奭之说，当然也就认为《杜臆》本身具有很大的优点。黄宗羲（1610—1695），老师。黄宗羲在浙东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学派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其学派创办有“证人书院”，列入黄宗羲讲坛中的人物便有仇兆鳌。康熙四年，仇兆鳌与友人万斯同一同到黄宗羲居住的余姚，并受业于他。三年后，黄宗羲又带他们回到了鄞县。康熙三十二年，黄宗羲打算刊行《明儒学案》，仇兆鳌寄去了序文，在序文中他称黄宗羲为“吾师黎洲先生”，而自己署名则是“受业仇兆鳌”，由此可以看出两人确认不变的师生关系。仇兆鳌在黄宗羲门下堪称是最优秀的弟子。万斯同曾对他评价道：“黄先生之门人遍于浙东西，而四明仇沧柱先生为之冠。”万斯同的发言与众不同，他也是黄宗羲的高足。万斯同（1638—1702），朋友。万斯同与仇兆鳌同年出生，同为生长于鄞县的友人。其父万泰是与黄宗羲共同抗清的挚友，万斯同在他十七岁时便师事黄宗羲。万氏一族为彻底抗清的家族，万斯同在康熙十七岁年（1678）被召博学鸿词科，但他对此予以拒绝。其后在康熙十八年他四十二岁时，又被征召编纂《明史》，但万斯同不受清朝的奉禄，其条件一直是以布衣的立场参与编纂。仇兆鳌与万斯同一直保持着交游的关系。在康熙二十八年开始执笔编纂《详注》时，书内便已标明了“友人万斯同”的记载，并于卷二《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》引用了万斯同的解释诗。在康熙二十九年仇兆鳌曾拜访过万斯同，二人一起探讨了一些经术上的问题。从次年的康熙三十年起，仇兆鳌也参与了《明史》的修订工作，与《明史》编纂的中心人物万斯同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。王、黄、万三人共同的特点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不仕于清朝。与他们相比，仇兆鳌则仕于清朝皇帝，并恭敬地进呈了《详注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些人都是仇兆鳌所仰慕的对象。如果不仰慕的话，仇兆鳌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便容易理解了。
仔细查看一下《详注》，从《序文》到《进书表》“论世知人”的观点是明显存在的。仇兆鳌《详注》序文有论述：
盖其为诗也，有诗之实焉，有诗之本焉。孟子之论诗曰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诗有关于世运，非作诗之实乎。孔子之论诗曰：“温柔敦厚，诗之教也。”又曰：“可以兴观群怨，迩事父而远事君。”诗有关于性情伦纪，非作诗之本乎。故宋人之论诗者，称杜为诗史，谓得诗可以论世知人也。
这里所说的“论世知人”如果限定解析的话，应该是“关于世运”对应于“论世”，“关于性情伦纪”对应于“知人”。这种对应，在《详注》的《进书表》中有着具体的文脉展示。
“论世知人”所谈到的尊经复古。“论世知人”的经学观点在与黄宗羲、万斯同有联系的各种要素中是最为主要的一个。除了尊崇古代的经书之外，黄宗羲等人在此之后也有一种超越的意识，这不也是保守的思想吗？为什么要这样解释，是因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“尊经复古”潮流，旨在经世致用，是以黄宗羲等人为中心的主要人物而产生的。自古以来，当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混乱时，尊经是为了复古，进而再努力演绎回到道德和文化的根源上去。福本雅一先生认为：“前后七子以偏狭的教育和读书垄断了诗文，而首先钱谦益却以博大的学识痛击了他们的无学，其次的黄宗羲依据经书以正统观念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批判。”万斯同即是如此，他无经世之念却转向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的目标，并以此来解释孔孟学问的本质。当然，知识分子本身依据经学研究学问是属于当然之事，但仇兆鳌博引旁征，把前后七子画了一条线，放在了黄宗羲的这一边。事实上，仇兆鳌自称是“尊经复古”的演变人物，他号“尚友”便是引用了《孟子·万章篇》的典故。“尚友”在《孟子》中与“论世知人”一样，属于同一文脉的语言表现：
孟子谓万章曰：“一乡之善士，斯友一乡之善士。一国之善士，斯友一国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”
这里所说的“论世知人”，是指追论古代的优秀人物。吟诵他们的诗歌，研读他们的著作，不了解他的为人是不可以的。因而要追论他所生活的时代。这也是孟子“尚友”而得出的结论。也就是说，“论世知人”的真实思想是“尚友”而非其他。
以诗补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“论世知人”，《详注》的“序文”把它与“诗史”并列在了一起。这也可能是仇兆鳌受了黄宗羲等人的学术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情。关于称杜诗的“诗史”问题，黄宗羲在万斯同之父万泰诗集的序文中认为，杜诗不仅具有补史的精确，而且其诗也被称为“诗史”。与这个观点相对应的是，仇兆鳌在所著《详注》内也谈到了杜诗补史的精确性。黄宗羲的学问是以六经为基础的，据说他的弟子要先究经学，兼读史学。仇兆鳌认为即使在经史方面，也要有学术上的传统。
进呈的意义。其中的第一要义，便是杜诗中的“论世知人”，这与爱国忠君之志、育才造士之功、盛衰之故、乱治之机处于了相互对应的位置。这些内容已明确记载在仇兆鳌的《进书表》中了。但是，在读《详注》本编时就会发现，仇兆鳌的“论世知人”不仅限于唐代，也有三国时代的例子。说到这类的用例，仇兆鳌的“论世知人”应该是把广阔的历史进行整体对象化了，因为他对康熙帝所说的“论世知人”不只是单纯的就天宝、开元唐朝的盛衰和对玄宗、代宗之类的唐朝皇帝而言，也包括了整个王朝的盛衰和历代的皇帝。仇兆鳌的“论世知人”也带有包括自己及皇帝康熙在内。如《忆昔》注所说“此伤肃宗之失德”便是如此。其结尾的按语是：“古今之极盛之世，不能数见，……明皇当丰亨豫大时，忽盈虚消息之理，……而乱犹未已。此章于理乱亡之故，反复痛陈，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，复见开元之盛焉。”《进书表》中所言及的“可以见天宝、开元盛而忽衰之故”，是直接对应的按语，原因一方面是为了使句式更加容易掌握，另一方面可能是要引起康熙帝的注意。
尚友。仇兆鳌对前人最推崇的注杜版本是王嗣奭的《杜臆》。王嗣奭是仇兆鳌仰慕的鄞县同乡前辈。以八十高龄来最终撰写完成《杜臆》的王嗣奭，在书的序文中叙述了书名的由来。亦即《杜臆》的“臆”即“意”，是根据孟子读诗方法中的“以意逆志”而来的。正如周裕锴先生指出的那样，“以意逆志”和“论世知人”是到了明末清初之后理论结合而产生的共同目标。即使是仇兆鳌，也同样如此。“以意逆志”、“论世知人”、“尚友”，在阅读这些相关的改动中，就会发现它们同是《孟子·万章篇》中的语句。仇兆鳌原本是在鄞县激进主义思想风潮上成长起来的，在抗清环境下长大的仇兆鳌，在《详注》中表现出了对清朝皇帝的内疚之情。这里所说的“尚友”，即“重视尊重朋友”，在《详注》中是指杜甫而非指其他。为什么仇兆鳌会把杜甫看成是“友”呢？收录有“尚友”内容的《孟子·万章篇》解释：“万章问曰：‘敢问友。’孟子曰：‘不挟长，不挟贵，不挟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挟也。’”也就是说，不注重年龄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，而只注重“德”，才可以成为“友”。按照这个观点，仇兆鳌崇尚杜甫，不也正是尚“德”吗！
进呈《详注》之后，仇兆鳌逐渐受到了重用，官位升到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吏部侍郎，最后任翰林学士。这个官位是得到皇帝信赖而就任的文词经学之士，由此亦可见康熙帝是把仇兆鳌视为了忠臣。《详注》堪称是“论世知人”之作。这里的“论世知人”具有“尚友”的意义，而所谓的“尚友”，也表现了仇兆鳌本人的思想。也就是说，在撰写《详注》时，仇兆鳌也似乎在写他自身的行为。重视“论世知人”的仇兆鳌，也同样重视“尚友”。以德为友，正因为如此，康熙才把杜甫看成了自己的友人。怎样来理解杜甫呢？由于仇兆鳌以有德之人为友，他追求崇尚道德的目的，大概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加完满。自号“尚友”，便是这方面的证明。理解杜甫阅读杜诗，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仇兆鳌并没有觉得对鄞县的思想环境产生愧疚之心，于是才有了进呈《详注》的行为。